一百年过去了,中国还是只重“送来”而不知“拿来”?改革开放,招商引资,奥运世博,仍是重“送”轻“拿”?科技可以洋人“送来”,制度必须自己去“拿来”!让“送来”与“拿来”共生,中国方真正有希望!否则,年年办奥运世博,也只能“不进厕所就上车”。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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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十多年前的清末民初,就因腐败而一分为三,一统大清变为北洋、国民党、中共三家逐鹿。其时便出现一场“三国热”。那时虽没有电视剧,但是书商们根据市场需求大量印刷《三国演义》普及本。那场“三国热”硕果首推“毛泽东怀抱《三国演义》而崛起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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君不见“萧何故意腐败”故事?当年刘邦在征讨淮南王黥布时,多次派人打听留守京城的相国萧何在干什么?听说萧何正在公而忘私,用私产救济百姓,刘邦便很紧张,断言萧何志向高远图谋不轨,于是百般监控。后来萧何在一朋友的指点下,明白“廉洁者死,腐败者生”,立即改变了清正廉洁的行为,放肆大买田地,大放高利贷。刘邦才放下了悬着的心。刘邦认为,臣不贪财必贪名,贪名者必贪皇权!宁可让臣贪财,不可任其贪名!一个贪财的腐败官员是绝不会在政治上造反的。像萧何这样的小腐败,既最能与朝廷中央政治上高度保持一致,又因小贪财无伤大雅。控制大贪,鼓励小贪,禁止贪名,许可贪财,实乃国家长治久安之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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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国家一百年中始终由几个非正常离婚男人领导,这也是“三千年未有之变局”——中国清代以前,从未有过;世界五千年文明史上,也不曾出现。然而,从1908年三岁的溥仪为帝,中国就进入了五个非正常离婚男人领导中国一百年的奇特阶段——20世纪的中国,是非正常离婚者的天下,堪称“五个离婚王闹中华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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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子的实质就是上访者和流亡者。如若中国永远离不开孔子,也就是中国永远需要上访者和流亡者。如若中国的和谐理论源于孔子,也就是中国实现和谐需要与上访者和流亡者共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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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共生”将共栖(4)的“依生”、寄生,修正升华为平等互利前提下的异质开放。社会科学视角下的共生范畴之底线,在于保证一切竞争者、对立面、异类的政治平等和机会平等,包容和宽容异端与谬误——虽不赞同你,但坚决捍卫你的生存权,自然共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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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叹“毛泽东时代”,皇上一面宣称“不能吃辣椒者不是革命者”,“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”,一面却是连民间来的“姜汤”也容不得。“姜汤”遇上叶公好龙的毛泽东,自然频频上演右派悲剧——将“姜汤”也判为“右派”,真是“千古奇冤,武汉一陈”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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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论从政从文,甚至恋爱结婚,离婚复婚,等等普通生活,皆不能急燥操切,务不可忘记“静候时机”,水到渠成----惟豪气与静气共生,方“一阴一阳谓之道”。
君子善候,“静候时机”才是成大事之捷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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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论从政从文,甚至恋爱结婚,离婚复婚,等等普通生活,皆不能急燥操切,务不可忘记“静候时机”,水到渠成----惟豪气与静气共生,方“一阴一阳谓之道”。
君子善候,“静候时机”才是成大事之捷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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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然一些地方政府现在已准许一些村庄、社区、企业成立“联防队”、“保安队”之类“团练”,准许一些被拐孩子的父母成立“失踪儿童追讨会”,也该允许民间成立各类“上访协会”、“欠薪追讨会”、“冤案催办会”、“贪官举报人保护会”之类的“正式团练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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